房地产依赖症与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
本文作者之一 郭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ｆｅｎｇｓｆｉ＠１６３．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ａｄａｍ．ｚｈａｎｑｉｎｇ．ｈｏ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１６ＣＪＹ０６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９０１）的资助。
文章发表于《经济学报》2017年第4卷第3期，页码：18-40
摘 要
对房地产的过于依赖，导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特征，进而影响了危机时期财政刺激政策的稳增长绩效。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本文评估了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的备受争议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稳增长绩效，发现相对于非危机时期，危机时期政府财政支出确实对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在高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地区，稳增长绩效遭到削弱；并且，引入政治激励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经济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还弱化了年轻官员利用地方资源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
关键词
金融危机；稳增长；房地产依赖症；政治激励
0 引 言
最近一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其深化，使房地产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等（２０１５）的统计，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ＧＤＰ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７．８％。同时，在不足十年内中国就遭遇２００８前后和２０１５年前后两轮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的财政刺激政策。２００８年后的稳增长绩效和后果都已显现，而２０１５年后的刺激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时期的稳增长政策绩效的考察，特别是考察房地产依赖症对危机时期稳增长绩效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未来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危机虽非爆发在中国，但同样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外需迅速崩溃，外贸出口由危机之前的每年增长２０％以上转变为同比下降２０％以上。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出了以“四万亿”为标志的一系列刺激计划。最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最快得到恢复，重新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它给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留下了很多争议，其中经济刺激计划就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政府官员、学者和业界人士对此进行了诸多理论和实务上的探讨，但是对于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克服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充分考量上。一方面，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领跑。地方政府由于土地财政的刺激，普遍大力推动房地产建设的发展。经济资源流向非实体经济，不仅推高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而且造成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这一经济特征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绩效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Ｘｕ，２０１１），而官员晋升是对官员行为的强大激励（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因此可以预期，政绩激励对稳增长政策的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稳增长政策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在不同的房地产依赖程度等经济结构下，政治激励的稳增长绩效显然也会不同。
本文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效果，以及地区经济依赖房地产的程度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政绩激励对稳增长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的房地产依赖程度对政治激励的稳增长绩效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发现，政府财政支出在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总体而言以财政支出为代表的政府稳增长政策在危机时期是有效的，但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高度依赖，会削弱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引入政治激励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房地产依赖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在稳增长上的相对优势。总的来看，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不仅通过产业空心化削弱了稳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利用地方资源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
本文的贡献包括：第一，目前关于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表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是鲜有利用危机前后的数据、基于地级市经济主体进行的实证分析，本文在这一方面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第二，本文关于地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分析落脚于实际，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鲜明特色与上一轮经济繁荣形成的经济结构，在具体体制环境和经济环境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差异，为客观理解、分析和评估政府稳增长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本文利用了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可以捕捉更多经济结构、地方政府官员等方面的差异，为分析评估稳增长政策的绩效提供更加丰富的样本，奠定更为微观的研究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１部分是文献综述，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对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反思的文献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第２部分是研究设计，阐述主要的回归方程、主要变量和数据来源；第３部分是基本的实证结果，考察在危机时期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果，特别是该效果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激励下的异质性表现；第４部分就房地产依赖症对稳增长绩效的削弱作用作进一步分析；第５部分总结全文。
1 文献综述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在２００８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纷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在危机退潮之后，经济学界纷纷开始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和作用机制，但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以美国为例，Ｐａｒ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考察了美国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刺激法案》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发现该刺激方案总规模的５０％～９０％转化为了居民消费，而且对耐用型消费品的消费影响较大。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２）考察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刺激计划的总体效应，认为刺激计划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来实现的。但Ｃ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０）指出该法案引起的政府购买增加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层面，而州和地方政府则侧重于削减债务并增加转移支付，因此认为刺激计划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部分文献也分析了其他针对性刺激方案的效果。例如，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ｆｉ（２０１２）估计了美国２００９年旧车换现金计划对汽车消费的影响，发现旧车保有量越高的城市，对该计划反应越强烈；但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指出该计划主要影响企业的已有库存，而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短暂且有限。
在主要经济体的刺激计划中，以“四万亿”为标志的中国版刺激计划尤为令人瞩目，自然也成为学者们评估的焦点。中国版刺激计划以财政刺激为核心，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支出、财政乘数或政府收入来发挥作用（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Ｗｈ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１３）。不少文献指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ｄｅ Ｈａａｎ，２０１０；ＭｃＫｉｓｓａｃｋ ａｎｄ Ｘｕ，２０１１；Ｗｏｎｇ，２０１１），在短期内对ＧＤＰ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Ｃ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Ｄ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Ｗｈ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１３），从中期效果看也有明显的乘数效应（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当然，也有文献认为中国刺激计划只有短期效应，有无刺激计划２０１０年之后经济增速都会一样（Ｏｕ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ｎｇ，２０１５）。罗英和聂鹏（２０１１）认为危机时期，政府支出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都产生正效应，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黄干和马成（２０１２）、何茵等（２０１４）等文献发现经济刺激计划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企业出口、销售和利润也有积极作用，但也有文献认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挤出私人消费，从而降低了家庭福利（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５）。还有文献对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效率和项目选择的合理性提出质疑（Ｗｏｎｇ，２０１１），并指出长期而言经济刺激计划加剧了中国经济不平衡（ＭｃＫｉｓｓａｃｋ ａｎｄ Ｘｕ，２０１１；Ｈａｎ，２０１２）。在整体评估刺激计划的基础上，学术界也针对金融危机时经济刺激计划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虽然遭到部分学者质疑（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但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４）发现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越为迅速。虽然国有企业历来因低效率而备受批评，但在危机时期却表现出稳增长的作用。马文杰和张世锋（２０１１）基于另外的视角，也发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让国有大企业获益，民营中小企业几乎未能获益。此外，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次贷危机中的亚洲１１个国家（地区）的考察中，梁琪和余峰燕（２０１４）也发现国有股权能够弱化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带来的冲击。而陈彦斌等（２０１５）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是导致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国分权体制下，政治上服从于中央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经济和行政资源，是地方经济事务的直接责任人。这种分权式威权制（Ｘｕ，２０１１）使得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刺激计划的效果必然依赖于地方经济结构与地方政府的响应；尤其是在被概括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成为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能否起到作用，主要要看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何者占优。这一点，国内外的研究存在大量的争议，有些文献支持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占优（如Ｅ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ｌｃｏｍｂｅ，２００６；吴洪鹏和刘璐，２００７；Ａｆｏｎｓｏ ａｎｄ Ｓｔ．Ａｕｂｙｎ，２００９）；有些文献则支持挤出效应占优（如Ｂａｉｒａｍ ａｎｄＷａｒｄ，１９９３；Ｆｕｒｃｅｒｉ ａｎｄ Ｓｏｕｓａ，２０１１；张勇和古明明，２０１１）。然而，考虑到在不同的经济波动环境中，由于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融资来源可能不相同，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就可能不一致，在某一时期可能是挤出效应，在另一时期就可能表现为挤入效应。例如胡永刚和郭长林（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不同响应规则，会导致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挤入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帅雯君等（２０１３）则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财政支出增速较快和经济过热、通胀压力较大的阶段，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就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这为我们研究危机时期的财政支出与非危机时期不同的稳增长绩效奠定了文献和逻辑基础。
对刺激计划的效果存在争议的一个原因是评论人往往采取一边倒、一刀切的态度：要么完全认同，要么完全否定。而实际上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以及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具体经济结构的充分考量之上。相似的总量经济刺激计划，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环境下，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主要聚焦于考察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剧对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的影响。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地市地方政府（甚至许多县级政府）都把房地产业视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从房地产生产活动看，房地产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稳步提高，贡献率不断上升。许宪春等（２０１５）分析发现，到２０１３年，房地产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为８７１４３亿元，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５．３％，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９．４％。房地产业的壮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有研究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带动效应，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原鹏飞和魏巍贤，２０１２）。同时，房地产行业的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其他社会资本流入房地产业（荣昭和王文春，２０１４）。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房地产业的同时，势必影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研究开发项目，从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倾向（王文春和荣昭，２０１４）。不仅如此，陆铭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还显示，地方高房价导致的生活成本高涨，也导致该地区的工资上涨，进而削弱该地区的竞争力。现有文献虽然讨论了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很多负面问题，但对于房地产依赖导致的经济脆弱性，尚无文献讨论。具体而言，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不仅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与创新动力，而且可能会使得国民经济在危机时期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刺激计划的稳增长绩效，这也是本文要主要分析的对象。
此外，与研究经济增长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官员考核体制一样，讨论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时，我们也应该分析地方政府主政者的作用。不同的主政者，对财政政策的稳增长绩效可能有不同影响。这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地方政府的意愿和行为更多表现为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意愿和行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围绕ＧＤＰ增长的“晋升锦标赛”使得政治晋升激励成为重要的激励方式（周黎安，２００４；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由此导致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张军，２００５）。基于此，考察地方主要官员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了解地方经济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我们用地方主要官员年龄来构造其面临的政绩激励，从而考察其对地方政府稳增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地产依赖症对这一稳增长政绩的影响。与本文研究主题相近的杨其静等（２０１４）一文发现，相对于保增长压力较小的城市，刺激计划导致增长压力较大的城市出让了更多的工业用地，并且这一影响随着书记任职年限增加而显著增加。
2 实证策略、变量构造与数据
2.1 实证策略
为了检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绩效，我们采用以下方程：ｐｇｄｐｇｉｔ＝β０＋β１ｇｏｖｉｔ＋β２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３ｇｏｖ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γ·Ｘｉｔ＋λｐｒｅｆｉ＋εｉｔ（１）其中，ｐｇｄｐｇｉｔ表示实际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用来反映稳增长政策的效果。ｇｏｖｉｔ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用来度量地方政府经济刺激的强度。在经济刺激的多种手段中，财政手段无疑是地方政府最得心应手的工具。ｃｒｉｓｉｓｔ是一个哑变量，表示是否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关于稳增长时期的划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２００７年，并于２００８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２００８年年末开始推出以“四万亿”为标志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由于刺激计划从中央政府制定到地方政府正式实施尚有一定的时滞，因此参考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４）等文献的做法，我们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作为刺激计划实施的年份。ｇｏｖ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是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与是否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反映了地方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是否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上的区别。在危机中地方政府往往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刺激时期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中剔除非经济刺激时期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影响”，得到的净效应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针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的稳增长绩效。Ｘｉｔ是为排除其他因素干扰而设置的控制变量，ｐｒｅｆｉ则是地区固定效应，用于排除其他非时变地区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上述实证方程的设置类似于一种双重差分法识别策略，不过我们使用的政府支出的“处理强度”是连续变化的，这种识别策略在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０１１）、左翔等（２０１１）、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ｆｉ（２０１２）、汪伟等（２０１３）等文献中都有应用①。（①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０１１）使用不同的地理条件作为新大陆引进土豆这一“处理”的强度；Ｍｉａｎ ａｎｄＳｕｆｉ（２０１２）使用美国城市旧车保有量衡量２００９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旧车换现金”计划对城市的影响；左翔等（２０１１）利用农业产值比重来衡量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程度；汪伟等（２０１３）利用不同年份农业税税额与基期年２０００年的农业税税额之差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程度指标。）
方程（１）的设置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在危机与否上的差异，但尚不能识别某些经济和政治特征对地区稳增长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我们通过方程（２）来进一步评估危机时期政府稳增长政策的绩效：
ｐｇｄｐｇｉｔ＝β０＋β１ｇｏｖｉｔ＋β２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３φｉｔ＋β４ｇｏｖ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β５φｉｔ×ｇｏｖｉｔ×ｃｒｉｓｉｓｔ＋θ·ＯＩｉｔ＋γ·Ｘｉｔ＋λｐｒｅｆｉ＋εｉｔ（２）其中，φｉｔ代表地方经济、政治特征，ＯＩｉｔ为ｇｏｖｉｒ、ｃｒｉｓｉｓｔ和φｉｔ的其他两两交互项构成的向量。高阶交互项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考察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环境下，金融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是否会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2.2 变量与数据
加入交互项之后，方程（２）中的系数β５反映了经济特征φｉｔ在危机前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上所产生的影响。如果φｉｔ是房地产依赖程度的度量，那么通过β５就可以考察稳增长绩效在不同房地产依赖程度的地区中的表现差异。由于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存在的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为了控制和缓解由此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２００５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而且，为了便于比较和得到更直观的结论，我们还将房地产依赖程度进行二元化处理，即以２００５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超过所有地市中位值的地市设为１，其他地市为０，由此构造出房地产依赖程度的哑变量（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ｄｕｍ）。
此外，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地方官员会影响到地方经济增长，同样也会影响到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这是本文分析的另一个重点。在中国，官员年龄是影响其能否升迁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如果在某一年龄之前无法得到升迁，则其再次升迁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对于地市级主要官员，这一年龄界限约为５４岁，如纪志宏等（２０１４）发现５４岁之后，地级市官员进一步升迁的概率大幅下降。因此参考Ｌｉ（２０１１）等文献的做法，我们构造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剩余政治生命（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ｒｐｌ），来度量官员在参与危机救助时所面临的政治激励。具体而言，剩余政治生命等于５４减去该官员在下一次本省党代会召开时的年龄。显然，如果在下一次本省党代会召开时官员年龄仍小于５４岁，则仍有升迁的机会，追求政绩的激励就会相对更大。如果下一次党代会召开时，市委书记已经超过５４岁，则升迁的机会就比较小，政绩激励就会大幅下降。进一步地，我们根据市委书记的政治剩余生命是否大于０，构造了官员是否年轻的二元变量（ｙｏｕｎｇ）。关于官员任期的确认，我们沿用现有文献，若市委书记在１～５月份上任，则该年记为其任期的起始年份，若在６～１２月上任，则下一年才记为其任期的起始年份。关于市委书记年龄和任期等特征数据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公布的领导简历。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选取实际人均ＧＤＰ（ｒｐｇｄｐ，滞后一期）、人口密度（ｐｏｐｄｅｎ）、实际人均固定资产投资（ｐｒｉｎｖ）、第二产业比重（ｓｅｃｏｎｄ）、人均公路里程（ｈｉｇｈｗａｙ）、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ｈｏｓｐｉｔａｌ）等。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需要，本文使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的地市级数据①。（①由于部分变量滞后项的存在，我们实际上也使用了部分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我们剔除了管理体制不同的四个直辖市以及西藏自治区，最终保留共计２６个省区的３２５个地市。表１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不同的地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政府财政支出与ＧＤＰ之比，从最小的０．１７１，到最大的３．５８１②，（②３．５８１是玉树自治州（现玉树市）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当年４月份发生了玉树地震，ＧＤＰ受损，但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出大增，从而导致该州财政支出／ＧＤＰ大增，该州随后几年的财政支出／ＧＤＰ也一直较高。）差异很大，其他变量也有类似的特征。不同地区变量之间的较大差异有助于提高回归结果的解释能力。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平常时期和危机时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察平常时期和危机时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表２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若不考虑危机与非危机时期的区别，使用混合面板最小二乘法回归的表２第（１）列结果显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但考虑到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区固定效应之后，表２第（２）列的结果则显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不同的回归方法出现显著差异，说明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危机与否可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对比分析经济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不同效应，我们将样本根据非危机时期和危机时期进行分样本回归。表２第（３）和（４）列结果显示，非危机时期，更高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但危机时期，更高政府支出则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表２第（５）列交互项回归结果也进一步显示，相对于非危机时期，更高的政府支出有利于在经济危机时期稳定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相对于非危机时期，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１０个百分点在危机时期能多带来０．３５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滞后一期的实际人均ＧＤＰ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说明地市级经济增长存在收敛特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比重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这与理论直觉相符；但人口密度、人均公路里程和人均医院床位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够显著，因此更严谨的结论有赖于对这些指标作进一步甄别。
3.2 房地产依赖症对稳增长绩效的影响
我们希望考察增长绩效是否会受到当地经济对房地产业依赖程度的影响。表３给出了此时的回归结果。表３第（１）、（２）列是以２００５年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是否超过中位值作为标准进行的分样本回归，这样得到的结果更直观。结果表明在房地产业依赖程度相对高的地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危机前后的差异并不显著（表３第（２）列），但在房地产依赖程度相对低的地区，危机发生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危机时期（表３第（１）列）。表３第（３）列中，28界我们在回归中加入房地产依赖程度的虚拟变量（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ｄｕｍ）与ｇｏｖ×ｃｒｉｓｉｓ的交互项以及其他交互项。使用高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果，地方经济对房地产依赖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稳增长绩效。具体而言，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１０个百分点所带来的稳增长绩效降低了０．７个百分点。
近年来，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中央将房地产业列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以来，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部分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可以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４０％以上。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导致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等从其他实体经济流入房地产行业，使得危机时期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失去了扶持、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从而削弱了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地区，政府在危机时期的稳增长效果大幅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房地产行业的繁荣，会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为了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很多地方政府都会过度依赖房地产，甚至变限制政策为鼓励政策，这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５年各地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松中可见一斑。然而，根据上文的实证结论，这种对房地产的进一步依赖是以下一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稳增长政策效果的被削弱为代价的。因此，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会导致金融危机时期稳增长政策的失效，而这又会导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进一步依赖，进而再导致下一次危机时稳增长政策的进一步被削弱，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3.3 房地产依赖症与地方官员稳增长政绩激励
在上文，我们分析了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以及房地产依赖症对此的影响。地方经济对房地产依赖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稳增长绩效，而房地产依赖症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可能是导致这一效应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的政治激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依赖症在造成产业空心化从而削弱稳增长绩效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是否也对地方主要领导稳增长的相对激励效果产生了影响？这是本小节试图分析的问题。
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首先考察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对稳增长绩效的影响。我们首先将样本按照市委书记在下一次省级党代会召开时是否仍然年轻，划分为两部分（即ｙｏｕｎｇ＝０或ｙｏｕｎｇ＝１）。表４第（１）列我们加入市委书记是否年轻二元变量（ｙｏｕｎｇ）与ｇｏｖ×ｃｒｉｓｉｓ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可以反映稳增长绩效是否随着地市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显示，市委书记相对年轻的地区，稳增长绩效更为强烈。具体而言，市委书记在下一次本省党代会召开时仍小于５４岁的地区，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１０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基础性影响”之外的经济增长，相比于其他地区而言要多出０．３个百分点。根据上文文献综述中提到的现有研究，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体制性因素之一，而本部分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也是危机时期稳增长政策发挥影响的重要保障。越是年轻的地方官员，政治前途越好，越有激励将有限的财政支出用于促进经济复苏上，从而稳增长绩效越显著。
那么一个地区的房地产依赖症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稳增长绩效呢？通过将衡量房地产行业依赖程度的指标和衡量书记是否相对年轻的指标纳入同一个框架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当拥有更高政绩激励的年轻官员面对地方经济依赖房地产时，稳增长绩效将会如何变化。首先，我们依据房地产依赖程度进行分样本回归。表４第（２）和（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房地产行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绩激励对稳增长绩效的作用不再明显；而在房地产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绩激励对稳增长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表４第（４）列的交互项系数也验证了这一点：相对于房地产依赖程度低的地区，在房地产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年轻地方官员稳增长（以提升政府支出占比１０个百分点来衡量）的相对绩效将下降１．３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房地产依赖程度高的地区，政治生命年轻的官员在通过财政支出稳增长上相对于政治生命年长的官员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结合此前关于房地产依赖对稳增长绩效的削弱可以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不仅通过产业空心化削弱了稳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利用财政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
3.4 稳健性分析
我们使用政府支出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作为政府对经济刺激程度的度量指标，符合现有文献的做法。然而危机时期，不仅ＧＤＰ会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也会下降，进而也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因此，我们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ｇｏｖｇａｐ），即（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作为另一种地方政府在危机时期的财政投入的度量指标。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上升程度更高。此时的回归结果见表５。表５第（１）列回归结果显示，以财政收支缺口来衡量的政府稳增长绩效依然显著①（①此外，为剔除“财政支出／ＧＤＰ”（ｇｏｖ）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ｇｏｖ做上下１％的缩尾处理。相关回归结果表明，我们关于稳增长绩效，房地产依赖弱化稳增长绩效，以及房地产依赖削弱地方官员利用财政工具稳增长的相对激励的结论不受ｇｏｖ极端值的影响。）。表５第（２）列的结果显示，使用财政收支缺口作为财政投入的度量指标时，对房地产的依赖，依然会削弱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表５第（３）列则进一步显示，此时对房地产的依赖，依然会削弱年轻官员在危机时期采取的稳增长措施的效果。这与上文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上文的基本回归中，对于房地产依赖症和政治激励等变量，为了求得更直观的结果，我们以其中位值进行二元化处理，但实际上还可以使用这些变量的连续值进行回归。表６第（１）与（２）列回归分别使用２００５年房地产投资占比（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作为房地产依赖程度的连续性指标；第（３）列使用连续变量“官员剩余政治生命（ｒｐｌ）”进行回归。这些回归结果都显示，房地产依赖会削弱财政刺激计划的稳增长绩效，也会削弱年轻官员稳增长的相对绩效，本文使用的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进一步分析
4.1 不同年份的稳增长效果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稳增长绩效的差异，我们把反映危机时期稳增长的虚拟变量替换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每一年份的虚拟变量（ｙｅａｒ２００９与ｙｅａｒ２０１０），来考察稳增长政策在具体年份的不同效果。表７的回归结果显示，稳增长绩效在２００９年表现得更强；而且，在２００９年房地产行业依赖削弱稳增长绩效以及削弱年轻官员利用财政工具稳增长的激励效果的程度均大于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大水漫灌式的刺激，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迅速上升，２０１０年年初国务院实际上就开始抑制房价，发布了一系列的房价干预政策。因此危机前越是依赖房地产的地区，到２０１０年房地产得到抑制后，稳增长绩效就越是遭到削弱。
4.2 不同地区的稳增长绩效比较
中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显著，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均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对各地的稳增长绩效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分别对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稳增长绩效以及房地产依赖对稳增长绩效削弱程度的地区差异①（①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相关回归结果见表８，其中，第（１）、（２）列为东部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第（３）、（４）列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稳增长绩效和房地产依赖对稳增长绩效的削弱主要显著存在于非东部地区。４万亿支出计划大量投入中西部地区可能是非东部地区稳增长绩效更为显著的一个解释。此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均较之东部地区为落后，地方经济对房地产形成依赖后，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作用更为剧烈，因此形成对稳增长更显著的削弱作用。
4.3 信贷扩张的稳增长绩效
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了利用财政手段来稳增长之外，大幅扩张信贷也是中国政府用来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敲定银行信贷的重要手段。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新增人民币信贷分别达到９．６万亿和８万亿，远超之前三年平均每年新增３．６万亿的规模。我们希望了解在稳增长绩效上信贷扩张是否也表现出与财政支出相类似的特征。我们以人民币信贷余额与ＧＤＰ之比（ｌｏａｎ）来度量地区信贷扩张水平。表９第（１）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信贷扩张在危机时期有显著的稳增长绩效。另一方面，表９第（２）列的结果则显示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同样削弱了信贷扩张在危机时期的稳增长绩效。这与上文关于财政政策稳增长绩效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区域经济对房地产过度依赖形成产业空心化之后，危机时期疲软的实体经济无利可图，因而信贷宽松释放的金融资源会大量流入房地产等行业。“脱实向虚”的经济结构，将使得信贷刺激的稳增长绩效得到大幅削弱。具体而言，根据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２００９年全国新增房地产贷款５７６４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３０．７％，增速比上年末加快２０．４个百分点，而同年的工业中长期贷款仅加快６．９个百分点至２６．０％。而且这些流入房地产的资金，会进一步加深房地产依赖症，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的进一步弱化。例如，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实体经济又一次出现疲软，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２４％，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３８．９％，而同期的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幅仅为区区的３％。与此相伴的是全国ＧＤＰ连续１９个季度低于８％，连续６个季度低于７％。
另一方面，表９第（３）列的结果则显示，政绩激励对信贷扩张的稳增长绩效无显著影响。对于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地方金融的不完全控制。在地市层面，既有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干预的城商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钱先航等，２０１１；纪志宏等，２０１４），也有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其他大型商业银行（郭峰和胡军，２０１６）。年轻的地方主要官员并不能如影响财政支出一样影响地方层面的信贷水平，因此以信贷扩张程度衡量的稳增长绩效与政绩激励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
5 结 论
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它给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留下了很多争议，其中经济刺激计划就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特别地，２０１２年之后，学术界对之前以“四万亿”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已有很多讨论，其中不乏批评意见。然而评估刺激计划的稳增长效果需要的是严肃的实证分析，特别是刺激计划效果的科学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环境以及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具体经济环境的充分考量之上。
本文考察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财政刺激的绩效，发现相对于非危机时期，危机时期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对房地产过于依赖，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的地区，危机时财政刺激政策的稳增长效果遭到削弱。并且，在房地产依赖程度高的地区，政治生命年轻的地方官员在通过财政支出稳增长上相对于政治生命年长的地方官员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因此，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不仅通过产业空心化削弱了稳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削弱了年轻官员利用财政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此外，房地产依赖症对信贷扩张的稳增长绩效也有削弱作用，但年轻官员对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没有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控制力不同所导致的。
当然，本文对中国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效果的评估仍然是非常初步的。例如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扩大财政支出在金融危机期间，具有较好的稳增长绩效。但这种绩效持续性如何，并没有在我们的评估范围内。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的评估结论仍然是有积极的政策含义的。我们发现危机前越是依赖房地产的地区，危机时期财政支出的稳增长绩效就越差，但危机过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有增无减。为了避免房地产进一步绑架国民经济，根据中央要求，２０１０年开始，数十个大中城市开始行政性限购。到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国经济再次面临下滑时，除北上广深之外，大部分城市均取消了限购（２０１６年末，限购新政又陆续在各地回归）。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取得实质性成果前，房地产依赖症一时难解。房地产依赖在短期虽然有助于帮助经济止跌企稳，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是以牺牲地方经济的健康运行，特别是削弱其抵抗冲击的能力为代价的，其副作用应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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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退休行为对配偶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强制退休政策的断点回归设计
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以“四万亿投资”为例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CJE)